——小姐您好。请问你是**吗？

——是。哪位？

——我是****公司。著名的明星主持人吴大维先生现在主持一个英语节目……（以下略，因为被我打断了）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请问您知道吴大维吗？就是Channel ****的明星主持人吴大维先生。

——我知道这个人。

——请问您看过他的节目吗？

——我看过几次。

——请问您喜欢看他的节目吗？

——一般。你有什么事？

——我们向您推荐吴大维先生主持的英语节目，我们觉得非常适合您……（又被我打断）

——不好意思我没有兴趣。（挂断）

以前对这个吴姓帅哥印象还不坏，小伙子挺生动的，这下一落千丈了。难道是因为人老珠黄，魅力不再，被迫另辟财路，不做主持人，改行教英语了？他教得再好，用这种方式推销，我也没有兴趣。

      The funeral was over, the dead shoveled away. What a strange thing it does seem, that that very form which we prized so charily, for which we prayed the winds to be gentle, which we lapped from the cold in our arms, from whose footsteps we would have removed a stone, should be suddenly thrust out of sight – an abomination that the earth must not look upon – a despicable loathsomeness, to be concealed and to be forgotten! And this same composition of bone and muscle that was yesterday so strong – which men respected, and women loved, and children clung to – today so lamentably powerless, unable to defend or protect those who lay nearest to its heart; its riches wrested from it, its wishes spat upon, its influence expiring with its last sigh! A breath from its lips making that mighty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t was and what it is. 

(1.5.72-73, Night and Morning, Edward Bulwer Lytton)

      “葬礼结束了，死者被送走了。这看上去多么奇怪啊——那具躯体，我们是多么地悉心呵护，我们为它祈祷风儿轻轻拂动，我们将它拥在臂弯使它远离寒冷，我们会为它移走脚下的石头，它就突然从视线之内消失了！——变成了一种世间不必正眼看待的浊物，一种应当隐匿和遗忘的丑恶！还是同一组骨骼和肌肉，昨天还那么强壮——男人尊敬过，女人热爱过，孩子依偎过——今天，它令人惋惜地，变得衰弱无力了，不能抵御和保护至亲的人；财富被夺走，希望遭唾弃，影响力随着最后一声叹息而逝去！唇间的一口气，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造成了天壤之别。”

潘光旦的博学多才早已驰誉儒林，成为各方公认的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鸿儒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潘氏有才气而无脾气，博学而谦冲，自是不二之选。人之师表，此之谓也。

联大时期，他的课非常叫座，有次谈到孔子，他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五体投地的!”一看自己的腿，他发觉不对，又戏谑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

然而，潘光旦又何止于“博学多才”呢!他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将自己的通才思想落实为通才教育，涵育了大批通才。老清华之能成为通才教育的典范，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是有大功的。

作为教育家，其对旧时教育的弊端体会尤深。他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在他看来，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其言针针见血，足见潘氏深得教育三昧。

反思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病症

日期：2009-06-23 作者：俞吾金 来源：文汇报

    自从美国的金融海啸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人们对这场危机已经做了许多诊断，我认为，这些诊断几乎无例外地蕴含着如下的思维定势：经济学家们一般倾向于把这场危机理解为金融危机，归咎于美国金融政策的某些决策人，进而检讨这些决策人的思想理论基础；而非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们则倾向于把这场危机理解为单纯经济领域内的危机，因而以“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它。

金融政策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广告构成的“虚拟的实在”对民众的消费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

    与流行的见解不同，我把目前仍在继续的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所谓“综合性危机”，意谓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更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因而我反对旁观者式的“危机外的反思”，而主张当事人式的“危机内的反思”。只有当我们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即所有其他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处于危机中时，才会真正地启动“危机内的反思”——抛开“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态度，把对“他者”的反思同时理解为对“自我”的反思。
    显而易见，在这场“综合性危机”中，“金融危机”不过是一种表层危机。只要我们沿着表层危机思索下去，危机的更深的层面就会展现在面前。事实上，仅仅那些必须对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负责的少数决策人和理论家，是不可能掀起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的；值得注意的倒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些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
    比如，金融政策中的次贷、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等措施，普遍地得到了消费者们的认同。正是这种普遍的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才有可能最终构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那么，在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为什么人们对美国的金融政策采取普遍赞扬的态度呢？因为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并提升了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从而引导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然而，正像一根项链的承受力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一样，高度扩张化和符号化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也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事实上，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也不是直接被这些金融政策激发起来的，而是被电视、电台、报刊、城市道路两旁和上空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起来的。无处不在的广告构成了“虚拟的实在”（virtual reality），对广大民众的消费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虚无主义、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感觉主义的流行，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

    更加深入的反思启示我们，以广告为根本要素的“虚拟的实在”的形成以及对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的激发，还需要比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更为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参与。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下面三种哲学观念，它们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
    一是虚无主义的流行。自从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出“上帝已死”这句名言，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传统哲学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到处弥漫的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不但传统的观念遭到全面的否弃，而且在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形成起来的价值体系也遭到了全面的否弃，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前期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发的观点仿佛也成了来自遥远星球的梦呓。如果说，新教伦理倡导的是勤劳、节俭、诚信，那么，当代消费者崇尚的则是“举债度日”、“恶意透支”和“报复性的消费”。这种虚无主义的哲学情绪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把当代社会理解为“消费社会”，进而把消费理解为全部当代生活的本质。
    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德罗兹、利科、拉康等哲学家，通过对斯宾诺莎、弗洛伊德传统的重新诠释，发展出一种欲望形而上学和欲望语义学，充分肯定欲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意识，它在尼采哲学中揭开序幕，通过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福柯等人，在哲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显而易见，当代哲学对身体意识和生存欲望的倚重，对当代经济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为当代人潜在消费欲望的开启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感觉主义的流行。在反叛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同时，非理性主义尤其是感觉主义像热带植物一样快速地生长起来。在当代生活中，“跟着感觉走”成了一个时尚的口号。毋庸讳言，作为感觉主义者，最注重的是当下或此刻的身体的感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在每个“此刻”都是幸福的，那么实际上已永恒地占有了幸福。显然，这种在当代人中普遍流行的感觉主义与最能唤起当下感受的、铺天盖地的广告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默契。事实上，再也没有别的思潮比感觉主义更容易转化为当前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了。
    这样一思考，我们就明白了，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对于当代哲学研究者来说，以当前流行的方式，即“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就危机发表一些游谈无根的意见，是不足取的。只有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并自觉地起来反思、检讨当代哲学，乃至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Every great man has his biography, every catastrophe its romancer.

                                                                           Karl Gützlaff

被很多人译过很多遍，但我以为还是不译为好。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William Blake, A Grain of Sand

　

  ——忘了是哪一首歌的歌词了，好好地走在路上，突然脑子里面就响了起来。想起来，是黄磊的《边走边唱》。

那时，偶然听见了这首歌里面的几句，一下子就被声音和歌词打动了，然后就特别留心歌名，然后就去音像店里找。终于找到，买到了黄磊的一盒磁带，名字就叫《边走边唱》。真的是很多年以前了，还是磁带呢。里面居然还有周海媚和他合唱的一首歌。

黄磊的声音技巧上不完美，还有一点青涩，但正是这样才显得非常真实。我喜欢。每次我听了这种像说话一样真实的唱法，都说不出话来。像刘欢和孙楠那种技巧上很圆熟的声音，反而不能感动我。

那天在某杂志上看见黄磊的照片，面部线条圆润，清秀的锐气渐少。男人结婚生子之后的面容变化大约都如此吧。这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