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午餐时，听同事说公司附近的牛满地餐馆关门了。

我开始沉痛地追悔自己的过错。

去年有一次去那里吃中午的烧烤自助，我吃了许多烤扇贝。扇贝想必是比较贵的，因为我们要求增加土豆、红薯、白菜、胡萝卜以及牛羊鸡肉，服务员两分钟内就端了上来，但是当我们要求增加扇贝的供应时，服务员过了足足20分钟才端上来。餐馆的立场可以理解，烧烤自助每人付的钱是一样的，吃多吃少都这个价，客人吃多了贵的菜，餐馆当然不乐意。

一定是我扇贝吃得太多，致使牛满地亏本。总体说来他家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这下我把他家吃得亏本关门了，我连少一点的扇贝也吃不到了。

这就是贪心的代价。

特追悔之。是为记。

（转一个图片，粉丝蒜茸蒸扇贝。）

　　阿城是这么形容朱天文的：她像一块小小的稀有金属，在现场的阴影中，发着柔和的光。

　　看到朱天文时就觉得这个形容真是神似，她是刚的，却又是柔的，甚至还带着小女生的害羞与怯意，看到大家都坐着，执意要站，“因为这样我才能看得见你们”，于是她就站了两个时小时，演讲的时候，她经常回过头去，问马家辉：对吧！像一个怕做错事的小女孩，而且她也往往会说着说着就陷入无语，侧头问人：咦，刚我说到哪儿了？

    胡兰成曾说朱天文和张玲很像，“新、柔、大、谦虚，还有在事务上的笨拙。”但朱天文无疑要比张爱玲更女人。她的声音糯软稚嫩，皮肤细白，眉目清秀，比照片上要清减许多，非常奇怪的是，时光在她的身上没有残忍地踏过，而是轻忽地略过，它让女作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洁净，细密，辗转，很多很多的留白与阴影。她自顾自地说着她寻常生活里的各种秘语，“文字炼金术”“老灵魂”“费里尼”……很多人听不懂，听得懂的都是文青，但这不代表她就是疏离的，遥远的，相反，她是亲切的，邻家的，她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看完报纸和妹妹开始骂这个儿骂那个，一起吃早餐，讨论侄女的动向，她和她的猫，与母亲、妹妹妹夫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在世俗生活这一块，她不是绝然冷清的，和许多与世隔绝的女作家不一样，她的身边是热闹的温暖的是有人呼应的受人呵护的。

　　在她的书房，窗外可以看见亚热带茂密的绿树与叶子上不停跳跃的金子样的阳光.

　　她不用电脑，不接电话，也不受访，极少与朋友见面，就是写啊写啊写啊，“像个好的手艺人”，写了三十年，还希望自己能继续写下去，写到七十岁，能写完父亲留下的稿纸——那是是父亲朱西宁自已印的自已裁的稿纸，一页可以写５００百个字，她对记者说“这一辈子，最多大概也只能写完这些稿纸了。”

　　惊疑不定时，她会把手指自然地放到嘴边，很容易笑，一笑就格格格弯下腰,她年轻时迷恋华衣，现在也穿得讲究，白色收腰长西装，短蓝百页裙，配黑白条纹的中跟鞋，白色耳环，配色经典，但基本已经和时髦没了关系。

　　头发很密，很黑，斜斜一把，似听话的小猫地蹲在肩头，想象不出，佻达飞扬甚至狂妄看得到世纪末的华丽的朱天文是这个样子的，她那么退让、天真甚至还有点不谙世事——问题，她还是那样的谦逊。

　　当你走过的路越多，你就对这个世界越谦逊。

Q＆A

　　１：马家辉说他很恨候孝贤，因为你总被他拉去写剧本，大家都以为你不写小说了？

　　在电影里，我是没有太多的立场的，因为电影不是我的场，我的场在文字那儿，再怎么样，我算是一个三十多年的老师傅，在我的文字里我就是一个KING，文字是可以说明我自己的，我本身是一个创造者。《巫言》是我的八年所得，我在序言里说了一个故事：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菩萨除了不忍看，也是没有能力看，才低眉的。因为世间多纷难，再高明也无法一一闻声尽救排解，所以必须懂得适度自外，回归本分。我的本分就是写小说。离开了小说，我实在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是个无用之人。

　　２、大家都说你是候孝贤的御用编剧，你们谈剧本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都是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他的一只笔而已？

　　朱：而电影一定是导演的，而编剧只是一个执笔，虽然两者之者有很大的联系，通常一个剧本我们的讨论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我和侯孝贤会聊很多，每天都要通电话。我我有时会拿一本书给他看，编剧就是一个讨论过程嘛，就像大家在烧一场火，你把什么东西都要扔进去，是块木头也扔进去，是块塑料也扔进去，扔进去就知道是塑料，会熏你一鼻子。然后讨论，我们会把这个讨论的过程写到四五个笔记本上，像耕田，耕过来耕过去，最后他会把这五六本笔记本扔给我，我会将他们漂移整理，我要写的是现场和对白还有这个电影的调子，还有分场，一个电影通常不也就是四五十场戏么，剧本的写作像是施工蓝图，工作人员就根据这个执行。

　　３记：你怎么评价你同候导这种特殊的关系？

　　朱：我觉得我和侯孝贤是一个打球的关系，大部分的时候是导演发球，我接球，有时候我也会发球然后他接，这也必须是两个骑旗鼓相当的强悍主体之间才可以发生的，如果一个太弱，这个球也打不下去。我自以为在剧本这一块我是个秘书，有时候我觉得我完全不用说话，做个回音好啦，但回音也得要找一个空谷，没有容谷，回音是没有的。

　　４新小说好像是没有故事的，从一个事到另一个事，没有结局没有发展？

　　朱：我写小说写了三十年，算是个手艺纯熟的老师傅，可是太过熟极就会变成流水作业，我非常讨厌那种扑鼻而来的小说腔，小而美的东西我看没什么意思。

　　５、好多人说看不懂《巫言》，

　　朱：我喜欢不是那么圆融的有点涩的东西，卡夫夫曾说过，小说家是拆他自己生命的房子，去建小说的房子，一切艺术之言都是临终之言，这需要人超级敏感，将细微的感觉放大，化为音乐、文学。而《巫言》里充满了细节，缺少故事性，因为我认为细节就是故事，离题就是主题，我记得费里尼有个电影叫《我记得……》当你无法把时间的巨轮翻转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用记忆抵抗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死亡，就是生老病死，是没法抵抗的，也是人最大的悲哀。，但是我每一件都记得，我就是没法打赢你，也能打个平手。而《巫言》就是把时间空间化，不断地岔路，不断地离题，像波赫士的《歧路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到每一个歧路都是一个花园，你在里头都会忘记你的来路，你永远不知道下面遇到的是什么，在小说里，我是用离题来打败时间。

　　６写小说的时候你一般怎么安排时间？

　　朱：是啊，我会拔掉电话线，没有人找得到我，我通常是写一段，第二天把前一天写的草稿从头到尾看一遍，把不好的地方一面修改，一面腾稿，腾到一个进度之后，又会继续写下去。：每天会固定写四五小时，然后看报纸，东玩西玩、到房子附近喂饲流浪猫。

　　７、小说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

　　朱：写作有如服苦役，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漏一个字都不行，大江健三郎说文学所能到达之处，常常是超过作家本身的意识。写小说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写的当下，你笔下的人物慢慢地会有自己的命，他们会走出自己的路，不在按你的意志，这是很过瘾的，也是吸引你写下去的原因。

　　８、大家都拿你和张爱玲比较，你现在怎么看张爱玲？

　　朱：阿城告诉我大陆的读者是到八十年代才接触到张爱玲的，而我从小就在看她的书，直到１２岁，我早期的作品确实在模仿她，我觉得这没什么，喜欢一个作家就会下意识地模仿，几年前，我终于看出她的破绽来了，看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我就看出来了，可是张爱玲是个太伟大的作家，你想她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写得那么好，她的身世，她的没落贵族的身份，她用她的沧桑，繁华在座废墟之前建立了一座文字的房子。对于那些她经验里不熟悉或欠缺的地方，而想象力又不足够去支撑架起，形成的坑坑洞洞，她就用她高超的文字技艺滑翔过，飞过去，飞的姿势还那么好看，因为她的技艺太好了，行家都会被骗过。

　　９、大家都知道您师承胡兰成，您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在与胡兰成先生在通信，通信里面您提到过爱，那您当年是不是爱上过他？现在还爱么？

　　朱：　胡先生是我的启萌老师，爱这个字，我说过么？我没有印象了。

　　当时还在念大学，而婚姻是要聚合认识的产物。当年胡兰成先生，这样的一个智慧老人，把他一身所学教给我们，在白纸面前，他的所言看法，我们肯定是没有排斥的，他讲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当年我们做三三期刊，三三出版，全是为了他。我和胡兰成先生相处的时间半年都不到，读四书五经，然后有一年的时间我去日本读书，然后用航空信封密密地写信，到他家去，和他的相处很像前半生，所以我写了〈花忆前生〉就是为了铭记他。他去世前没写完的《女人论》，当年我对自己说，有一天，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一定要把《女人论》续完。多年后我写了《世纪末的华丽》，之后又写了《荒人手记》，写完当时我想，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罢，谁知，又写了一本《巫言》。三次攻坚，这才彻底，胡先生给了我们的花，终于结成了智慧的果，他点了睛，而我是用余下的时间画出那条龙。

　　我们过去做的，全都是为了他，后半生也在他说的路子下走下。（以上文字来自《Time Out》）

朱天文、毛尖 关于《巫言》的对话

　　毛尖：《智取威虎山》中有句经典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我想，碰到有人问长问短又问八年出鞘的《巫言》，你是不是也很想说这句台词？说老实话，看了有关《巫言》的不少采访和文章，我也对自己说，不要再问“巫”是什么了，不要再问“当年”和“过程”了。但接着的问题是，我可以像所有的菜鸟粉丝那样，问一些最傻气的问题吗？能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也很在乎容貌？你迷信吗？谁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当然，最好不要说你家里的人，也不要说你的流浪猫。

　　朱天文：是不是在乎容貌，应该这么说，有我在乎的人在面前，我就很在乎。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女人与衣服》说，女为“己悦”而衣，不为给谁看，而就是自己喜欢，像我很爱的王维那首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自开自落，是自证的，有一种喜悦。至于女为“己悦者”衣，为自己喜欢的人穿衣，那是有了可以讲话的对方，不但开心，还刺激，有挑战性。而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为喜欢自己的人穿衣，那是谦逊，敬重世情。像七月香港书展，有读者从东京、上海飞来的，从洛阳坐火车来的。我约他们四人在饭店咖啡厅见，便盛装盛容出现，为报答他们的远道而来。说到迷信，我只怕是理性过了头点。世上最亲的人，排除掉家人和流浪猫，那当然是侯孝贤导演。我认识他快三十年，参加过他的电影剧本工作至少十七部。

　　毛尖：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了你的照片，当时真的是惊为天人。我反反复复看你的照片，你们三姊妹的照片，你们全家的照片，羡慕死了。后来，我看你的小说，比如《世纪末的华丽》；看你编剧的电影，比如《恋恋风尘》，常常会因为小说或电影而想到美丽的作者；反而，在你这本颇多个人性东西出场的《巫言》中，我倒觉得不那么朱天文了。还是，通过这本新著，你分花拂柳旁逸斜出地就是要让人“迷失巫界”？当然，“迷失巫界”，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对读者当头棒喝，揭露出眼下世界的淫淫乱乱。不过，我很想知道，这怪力乱的世界对你，是不是亦有它的迷人处？

　　朱天文：是的，我永远迷恋现世。为了把迷恋整理出一个头绪，所以我写小说。

　　毛尖：《巫言》中，细节哺育细节，枝蔓之多是你小说写作的第一次，用你引过的老子的话说，“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虽然，到底这“像”这“物”是什么，我们读者却是怎么也说不清。其中的“物”和“像”，你心头清楚吗？你说，你的愿望是，跟吴清源一样，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想问的是，那站在最好位置上的棋子，更多是出于你的本心，还是技术？通过《巫言》，你解决了“线性时间”问题。我很想知道，你对“线性”的克服，除了小说野心，有没有身在台湾的写作自觉或政治自觉？好像《巫言》中，有些政治现象和人物比较醒目地出场了。

　　朱天文：线性时间，有时间，就有生老病死，时间即死亡。而对时间，我只好那之前不问，那之后不求，之前与之后，就让它像山水画里的留白，写成小说，那是小说的底色——惆怅与悲哀。于底色上，我只专注于当下。当下是细节，是实物，细节构成活着的质地和质感。一点不错，细节哺育细节。在只去不回的线性时间上，我一再被细节吸引而岔开，而逗留，每一次的岔开和逗留都是一个歧路花园（波赫士语），迷恋忘返。所以岔开复岔开，逗留再逗留。所以离题又离题，离题即主题。所以我繁衍出自己的时间，不断地离线，把时间变空间，这不就是巫术吗？对于使用文字（咒语）的书写者，这是技艺，也是本心。身处台湾的当下，政治现象跟人物比较醒目地出场于《巫言》，用文学语言（咒语）说，那是台湾当下里的临水照花。

　　毛尖：你讲话行路穿衣，让人感觉都特别女生，丁亚民说你“曲折婉转，女心无限”，所有见过或没见过你的人都会同意。不过，《巫言》却流露出很浓的中性倾向，跟你散文中的“我”有很大距离，这和你在写作过程中养成的职业习惯有关吗？还是，通过超越某种顾影自怜，你的历史情怀和文化情怀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天文：丁亚民此语出自《淡江记》的序，那时候我二十三岁，他二十一岁。我今已年过五十，若还顾影自怜，岂不成了妖怪。

　　毛尖：你解释“巫言”时说，就是站在左边。左边，指的是非社会化，在同一光谱的右边是社会化，而“巫”就是站在最“左边”的边界，越过了，就会变疯子。我想问的是，如果你的作品集，从左到右排个序，《最好的时光》会在《巫言》右边吗？作家中，张大春肯定在你右边，朱天心唐诺也在你的右边吗？除了舞鹤，台湾作家还有谁在你的左边？大陆作家呢？阿城在你的哪边？

　　朱天文：是的。《最好的时光》在《巫言》右边。差别在一本是散文，一本是小说。我写散文是有想要沟通的对象，但写小说，不沟通的。小说在写时，只能做一件事，吸口大气潜入意识之海，召唤出恍兮惚兮之中的像与物，赋予造型，给它名字，只能做这件事。写小说是摸索、探知和发现的一趟旅程。作家离不开生活和当代，就这一点而言，我没有结婚跟家人住一起，结了婚的天心唐诺就在我右边，右边一些些。台湾作家除了舞鹤，以我定义的所谓左边，没有人在我左边了。大陆作家所知不多，不敢说。阿城，我以为差不多同在一起吧，或者左边一些些，在我跟舞鹤之间。说笑了。

　　毛尖：老实说，我最喜欢的还是《最好的时光》和从前的《淡江记》，那真叫心头好。不过，看《巫言》，我的敬意是一直一直在增加。对于小说、未来，你已经炼就的职业小说家的身份还有什么要达成的？在《巫言》全部写完的一刻，你释然了吗？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朱天文：说来惭愧，到写完这本长篇，才惊觉自己要拿出“职业”小说家的决心来写小说，这点你也看出来了。换言之，尽管写龄三十六年，心态上完全是“业余”，爱写才写，不写几年也可以不写。职业跟业余的差别，在纪律。职业选手是每天要上场练八小时的。人生苦短，要用纪律来走未来年岁有限的小说路。作为小说书写者，所以我最想要的是身体好，有足够强健的体魄以专注，以凝神。

　　毛尖：可惜上次你在南京没和你碰着，不过真的见面，我怕自己也会挺紧张。不知为什么，看完《巫言》，我觉得跟你见面会更紧张，不是因为——比如你描述的气氛恐怖的会见哈金——而是感觉，通过《巫言》，你对人世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怕在你面前丢脸。或者，这其实是我的一种错觉？你会说，其实，这也是大陆读者对你的巫化想象？

　　朱天文：我也一样紧张啊。其实读者跟作家最好的相处方式，无非在作品里共处。作者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取他所能取的。如果读者的人生阅历够，鉴赏力强，他取得的常常还会比作者能给的更多。在台湾，老读者是与我们（我妹妹朱天心比我更有读者缘）的作品一起长大，一起老的。在大陆，由于这几年才出版我们的书，古物出土和时现新作，同时并陈于世。书有它自己的生命，活在百千人之中，就随它去吧。

　　毛尖：以“巫言”的方式，我们好像可以岔开去，聊任何天吧。你知道，侯孝贤和你合作的影片在这里有一代一代不会丢失只会增加的粉丝，但侯先生最近的走向却在影迷中间有很多争议。你用“最好的时光”命名了你们共同的“侯孝贤电影记录”，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倾向？能描述一下侯先生吗？上次在台湾见他，没想到他那么平易近人，在你眼中，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朱天文：我们的作品，小说，电影，都是，在一个时期变得很“狰狞”，好像翻脸不认人。六月底在南京，不只一位读者，以近乎请求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不要走那么快来不及跟呐。最好的时光好归好，但生命各有自己的时间表，半由人半不由人，这是没办法的。况且你若有志气，境界虽好，也要“不住”，不爱耽在其中不出来，总爱往前走往不容易处去，这才有劲是不是？李安曾说侯孝贤电影，“草莽兼具精致的影片力量令人印象深刻”。这句话拿出来描述侯孝贤的人也很适合，把精致换成细心。他最大的弱点，我想是心肠软、耳朵软，这使他在四五十岁应该一部片子接一部片子拍的时候，却卷入周遭的世事人情里困顿难脱身，他分神去做了太多不务正业的事。

　　毛尖：从《巫言》看，你好像经历过所有的生活，甚至，你对Ｅ时代的高科技产品都非常熟悉。但从你本人看，你的生活似乎格外朴素又单纯，这个对比有些像以前你和侯孝贤的主人公是王晶文和辛树芬，后来是舒淇和张震，我们可以这么对比吗？你在小说中的变化，和侯孝贤的电影变化，显示出某种格式塔的同构。想问的是，其中有没有你们共同的美学转向？还是，我们读者想多了？

　　朱天文：是的，过朴素单纯的生活，是为了专注，为了擦亮敏感度。站在左边，也为的是更能看清楚右边，并与之对话。我们都迷恋现世，临水照花，现世的当代在我们作品里映出了它的样貌，这是不是美学转向，我还要想想，一时难说。如果读者有耐心，还愿意再跟跟，再看看，也许作者的再一部作品里会呈现出比较明朗的意图。也许每一位作者，一生其实都只在讲一个故事。

　　毛尖：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呃，能描述你感觉特别幸福的时刻吗？

　　朱天文：唉，特别幸福的时刻，就是写出了一段连我都忍不住要赞自己一声“哇，写得好！”的那一刻。真是太幸福了。(以上文字来自《东方早报》)

她最出名的小说是《停车暂借问》。我以为她最好的小说是《二段琴》。

********************华丽的分割线，上面这句话是我的，下面这一堆话是别人的。********************

2008-8-06  新京报   

钟晓阳，香港作家。1981年发表成名作《停车暂借问》，震惊港台文坛，成为当时台湾十大畅销书之一。著作还有《流年》、《细说》、《爱妻》、《走过》等。香港书展期间作主题演讲“停车莫再问”。

「香港书展作家对话」

    三十年前，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成为当时最红的年轻作家，看上去前途不可限量，直到现在，那本书也依然为一小部分文青所热爱着。但遗憾的是，我们如今提起钟晓阳，除了《停车暂借问》，大概已经想不起第二个关键词了。香港书展期间，她发表演讲“停车莫再问”，与过去告别。

    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新京报：你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长达十年了，1997年《遗恨传奇》出版以后就开始从事商业写作，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钟晓阳：其实只是形式的问题，刚好有个机会可以这样改变一下，慢慢就挪过去了，也就没时间再写东西了。

    新京报：这十年里关于你有很多传说，有人说到了澳洲有人说你得了抑郁症，到底你在做什么？

    钟晓阳：我就在香港做翻译，没有得抑郁症，可能比较少出来吧。

    新京报：这回演讲题目是“停车莫再问”，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是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吗？

    钟晓阳：有点儿，因为实在太遥远了，离《停车暂借问》的出版已经三十年了，还不该告别吗？当然这个作品永远是我的啦，只是我警惕我自己。以前总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对人生很多疑问，自己问自己，现在也不爱问了。

    新京报：有答案吗？

    钟晓阳：就是没有答案，所以问来干嘛，所以莫再问嘛，只是看你怎么做，一腔热忱是不够的。

    新京报：现在想当时放弃写作有没有后悔？

    钟晓阳：放下是一个需要，你需要放下，你有别的事要做嘛，这没什么好后悔的。当时是一个选择，你权衡轻重，自愿放下的嘛。当时不写还有一个原因，上一个长篇写完以后，觉得人生阅历不够，到那儿用完了，写作方式应该变，但也没有变，就像果子，这个周期已经采完，只能再种等下一个周期的果子，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跟着事情走。我喜欢慢慢来，写作像耕田一样。

    自己与自己相对无言

    新京报：现在有新的写作计划吗？

    钟晓阳：有一些故事，但我不知道成熟了没有，要写才知道。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里，死亡、鬼魅、腐朽这样的文学形象穿梭自如，你自己是如何看待死亡？

    钟晓阳：从小我就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东西，我问我妈什么是死亡，是不是就和睡觉差不多，她说是啊，只是你不会醒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可怕。从小我一直思考这个事情，我在上学路上，一个个想，要是我妈没有了，会是什么情况，这不行，这绝对不行。要是我爸没有了，会是什么情况，这不行，这绝对不行，最后发现还是自己没有了比较好。

    新京报：我知道有一个人在你写作上有着很大影响，就是朱天心，你还曾经写信给她。

    钟晓阳：我当时偶然看到《击壤歌》，特别喜欢，开始还以为是个中年男子的作品，看了那本书，我第一次有了给一个作家写信的冲动。于是我就提笔写了几千字的信寄过去，然后每天就等回信，等啊等，没有等到，我就又给她写，我说，你怎么不给我回信，我不敢相信你不给我回信，你快给我回信。后来终于等到了天心父亲朱西宁的来信，告诉我天心出去旅游了，让我再等等。后来终于通上信了，并且，我16岁那年，不知道怎么说服的我妈，居然同意我一个人去台湾找她们。那次我终于见到了天文、天心、天衣，住在她们家里面，那是三三集刊最鼎盛的时候，每天很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她们家里穿梭，给了我很大震撼。

    新京报：这次书展有见到朱天文吗？

    钟晓阳：有啊，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可是一见面还是很好。

    新京报：记得你说，渴望自己的心像一个软心糖，外表坚硬内心柔软。

    钟晓阳：软心糖就是人的善心，我希望总是能保持对人的善心、关心，不管我外表为了应付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强硬或者是冷漠，我希望永远能够保持这一点柔软的心，对人能够给出一种关心。

    新京报：当年的钟晓阳给朱天心写信结下一段美好的友情，如今的你如果给《停车暂借问》时18岁的钟晓阳写一封信，你会说什么？

    钟晓阳：你好啊，还记得我吗？呵呵，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相对无言呐。

早晨上班途中，在街头某货车车身上看到一条某某武术学校的广告：

你忙赚钱，我管孩子。

——搭某种父母们的脉搭的满准的。